趣谈史家胡同(六)

2014-11-06 | 藏家:江山携手
  史家胡同42号15间私产房哪去了?
今年10月是北京二十五中学成立150周年校庆,一所中学有150年历史,实在是一件值得隆重庆祝的事儿,有几个学校能有150年!
1963年9月1日我迈进的那间教室,是即将举行150周年校庆的地方,也是正宗150年前组成育英蒙学校的地方。那特有的历史泥土气息,对我来讲永远芳香。去年8月31日我参加了在沁着芬芳气息的土地预演了150年校庆活动,赠送母校100本《老育英老三届》新书。下面是笔者在赠书现场发言的照片。
今天我却感到有些纠结,总觉得北京二十五中学成立150年这个说法,名不正言不顺。1864年成立的北京育英中学,1952年改为北京二十五中学,北京西郊还有一所北京育英中学也在准备校庆,该庆祝谁啊?
再说,从1864年至1952年的北京育英中学是美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在1952年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名义已经被取缔了,还值得庆祝“取缔日”吗?
我出生后受过神的洗礼,神告诉我一生不要说假话,说假话是要遭神谴责的。可我走过人生65载,谁又听我说真话?说过一次真话,还差点进监狱。
老北京育英中学,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学生之优良传统闻名京城。我在北京市二十五中学校园呆了五年,虽然连续三年得到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状》,成绩在年级始终排列前三十名,但因我出身资本家家庭,父亲在中学时期集体参加过三青团(那比现在入团容易,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在志成中学高三年级集体签了名填了表,尽管没有参加过三青团举办的任何活动),所以我在二十五中学入团没门,入党别想,参军没你的份儿,考大学是妄想,“文革”当了二年“逍遥派”。我在二十五中学都“逍遥”了,还能谈出什么深刻感情来。
北京二十五中学对我也不怎么地,盖上一枚红红的校章,发配我到千里外的一个生产队当农民。学校还在我家院门贴“喜报”,说坚决响应号召当“下乡青年”,天地良心啊,当时我想死的念头都有啊!
北京的教会学校,指近代西方国家主要是欧美国家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传教士在北京开设的各级各类学校,包括综合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小学、幼稚园以及各种文化补习学校。这些学校创始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内地止于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前后存在大约百年时间左右,它们给封建主义帝制的北京带来了现代文明。
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此后西方国家的传教士也紧随列强势力进入北京,他们为传教而开始办学,从启蒙教育入手,兴办初等教育。1864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灯市口大街创办的育英男校、贝满女校,1865年和1870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设的崇实、崇慈男女校,1871年和1872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的汇文、慕贞男女校,以及1874年和1901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建立的崇德、笃志男女校,创北京教会学校之先河。这个时期北京的教会学校基本上是从事初等教育的“学塾”,也开始出现了从事相当于中等教育的“书院”。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西方传教士也加紧了对中国渗透,教会学校逐渐增多,一二十年代先后办起了十几所中学,还有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并且办起了大学。至于小学就更多了。教会中学有基督教办的育英中学、贝满女中、汇文中学、慕贞女中、崇实中学、崇慈女中、崇德中学、笃志女中、萃文中学、萃贞女中以及才正、同仁两所职业学校,天主教办的毓英中学、培华女中、上义师范、盛新中学、若瑟女子师范、佑贞女子师范等校。这个时期在北京还出现了教会大学。美国基督教会建立了燕京大学,它是由清末初创的汇文大学与通州华北协和大学以及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合并而成。另外一所也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这所专科大学也初创于清末,1920年改组重建。
1906年,清政府被迫废除延续2000年的封建主义贡院八股文考试制度。1907年开办京师大学堂,开始创办国立现代化教育。
清末民初的教会学校没有规定必须在中国教育行政部门注册立案,教会学校均设有宗教课,实行宗教教育,师生一起进行宗教活动。
1925年,中国各地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五卅运动后,10月16日,民国北京政府发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要求教会学校应到中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注册立案,方可取得合法存在地位。
1928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相关法令,明确要求教会学校取消宗教课程,限制宗教活动,并不准外籍人担任中国境内教会学校校长等。这样就迫使教会学校加速“中国化”的进程。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不久即侵占北平。日伪当局推行日语化教育。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对美英系统教会学校开刀。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横遭封闭。育英、贝满、汇文、慕贞、崇实、崇慈六校被强行改为“市立”,崇德、笃志早已被迫停办。大量教会小学也被改为“市立”。而天主教学校的情况似乎要好些,因为多属于意大利、德国这样的日本盟国,或是屈从于德国的法国,没有受到太多干扰。1940年还出现了一所日本基督教会办的崇贞女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先后恢复。育英、贝满、汇文、慕贞、崇实、崇慈六校恢复为私立教会学校,崇德、笃志两校也恢复开课,燕京大学附中也复了课。到1948年底,北平的教会高等学校有三所(燕京、辅仁和协和),中等学校除前述九所外,还有辅仁大学男女附中、盛新中学、盛新女中、佑贞女中、光华女中、耕莘中学、南堂中学、上义中学、竞存中学、培元初中、铸新初中以及仁光、道济两所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等共20余所。至于日本人开设的崇贞女中则作为敌伪逆产接收改建为市立女四中。
截止1948年年底,北平教会所属的资产和在校生人数基本占北平教育的半壁江山,名牌学校大多是教会学校。
由于战乱,北平市政府始终财力有限,截止1948年年底北平只有14所公立中学校,其中女校4所,在校生不足2万,是全市中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
1950年10月,中国出兵北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罗马教皇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成为新中国的“敌人”。
于是,美国和西方其它国际教会开办的学校先后被人民政府接收,改成公立学校,这项接受工作,在1952年年底全部完成。
新组建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在1952年年初归属北京市教育局,原来北京育英中学美国公理会的房产与资产全部被没收,甚至使用近百年的北京育英中学的校名也被成立仅3年的一所延安小学校所代替。
北京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建有全市最大的基督教堂,始建于1873年,美国公理会所建。1900年被义和团烧毁,1902年重建。
1950年10月爆发抗美援朝战争,美国公理会停止向育英和贝满学校拨款,灯市口基督教堂就被北京市政府没收,但还是北京城里仅存5座允许举行宗教活动的教堂之一。
1966年爆发“文革”,北京教堂建筑受到很大损坏。1970年,灯市口教堂被东城区教育局领导们头脑冲动无辜拆毁,100多条橡木条椅被西直门内北京提琴厂拉走,做提琴卖了。1990年,北京市政府在北五环重建北京神学院,神学院教堂是仿灯市口教堂形式缩小一半比例兴建的。下面第四张照片是贝满女中育英男中联合歌咏队在灯市口基督堂参加1936年北平音乐节的照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国家的唯一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组成的政党,那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有自己信仰的宗教,佛家、伊斯兰教、黄教、萨满教、自然神等。这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便开始着手对国内的基督教教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此前后,全国各地进行了土改运动和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的运动。在运动中,拥有一定房地产的宗教寺院、教堂和会所也受到冲击。
1950年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涂羽卿、邓裕志、艾年三及崔宪详等人组团走访各地教会。由于该团是由基督教中的政协委员召集,故吴耀宗为团长。4月吴耀宗等人又联同北京、天津部分教会人士共19人(邓裕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艾年三、赵紫宸、陆志韦、江长川、王梓仲、高凤山、庞辉亭、赵复三、凌俞秀霭、陈文润、刘维诚、杨肖彭、邓锡三、霍培修),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三次会面,反映基督教面临的问题,并提交《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请求共产党政府妥善处理。
周恩来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
早前提交《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在吴耀宗倡导下进行修改,后改名呈交政务院批准。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邓裕志、北京燕京大学教授兼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等40名基督教人士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公开信,并征求各地基督教教徒签名。
宣言发表后,即获得教徒响应,不响应不行啊,谁敢不响应。首批在宣言上签名表示支持的基督徒有1527位。《人民日报》在1950年9月23日全文刊登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后被称作《三自宣言》。同时发表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指出:“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至1954年,签名赞成的基督新教徒已达40万人以上,支持人数占当时全国教徒的三分之二。
《宣言》提到:“为要表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鲜明的政治立场。”为此,有人说“三自只搞政治”。《宣言》说,“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只有表明鲜明的政治立场,才能保护教会。这个爱国主义立场,不仅是中国基督徒作为公民应有的表现,而且是为了教会,使福音之门得以在新中国敞开。”
从1958年开始,基督教徒们举行联合礼拜,大部分基督教堂被封。由于整风、反右、左倾路线等国家大环境的影响,教会人数大量减少,许多教会在经济上都发生不同程度的困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基层教会自发地联合起来。由于发展很快,做法上很粗糙。从196l年“四清”起,教会遭遇很大的困难。“文化大革命”期间,三自组织和教会同全国其他人民团体一样都被关闭。
“三自”的简单概念,即中国的各教会不再从属于国外的基督教差会或罗马教廷。
“自治、自养、自传”意指:
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中国大陆基督教教会自己选举出牧师,并通过他们委任各教区的神职人员。中央政府宗教事物部门负责管理。
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不接受外国宗教团体的资助,也不接受来自外国的捐款。国家财政不设立专门的预算用于促进宗教事物,各地方政府也不参与宗教活动。
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一切来自境外的传道士,神职人员都被认为是非法行为。政府规定,教会各级教士不得探访居民区和行政区域的居住区传道。
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
也有来自基督教徒们的不同声音,其中包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
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是王明道夫妇利用自家私房在北京建立的基督教新教聚会场所,从1933年开始用于基督教徒们聚会,于1937年在史家胡同42至43号建成基督徒会堂。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规模始终不大,受浸者并不多,但在全国影响却很大。王明道是虔诚的传道者,他的主张是人身修道,信奉基督耶稣,不参与政治。虽然不与政府合作,当号召教徒要遵纪守法。
1955年8月7日,在肃反运动中,王明道夫妇以“反革命分子”罪名被拘捕。1958年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王明道名下的15间私产房遭充公。自此,王明道入狱22年,再也没有回到是家胡同。
从1955年“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二年肃反运动中,全国共有1276万党员干部参加肃反运动,按照毛泽东划定的5%的指标,全国约有57万“反革命分子”被抓被判刑。这次毛泽东接受1951年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教训,这次肃反被判刑的一个不杀,为1981年平反留下了“活口”。57万反革命是粗算数字,按照“宁左勿右”执行原则,实际被判刑的肯定超过这个数字。这还不包括像王明道这样的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
1959年,史家胡同42、43号变成了东城区教育局史家胡同少年之家。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刚刚步入了发展时期的1956年、1957年,原东单区,东四区相继成立了少年之家。这一校外教育机构的建立,为当时东城区的一百多所小学,七十多所中学的学生们开辟了一个校外活动、学习的场所。在这儿有三十多名擅长文艺,科技、美术、体育的教师,在满足学生们的兴趣爱好的同时摸索着怎样更好地发挥校外教育的作用。1959年随着北京市行政区划的变更,东单区、东四区合并成为东城区。同年三月,两区少年之家合并,成立了东城区少年之家。东城区少年之家使用了原东四少年之家的场地,占地约5000平方米。有活动室十二个,全体工作人员五十多人,少年之家下属八个活动站,分布在东城区的东西南北,很方便学生就近参加活动。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件”不同于一般反革命案件。王明道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史上系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人称王明道是中国基督教三大巨人之一,“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件”在当年基督教界的深远影响。
据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称:“1955年底共破获教会中的反革命案件14件,严重打击了基督教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由此可见,当时对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件的重视程度。从而引发了宗教界的肃反运动,在全国各地逮捕了不少所谓王明道分子的牧师、传道人和基督徒。
王明道和其妻刘景文于1955年8月7日因反革命罪被捕,1956年9月29日释放。时隔近一年半,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和其妻刘景文再次因反革命罪被捕。1963年7月18日,羁押五年多之后,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61)中刑反字第548号刑事判决王明道无期徒刑,刘景文有期徒刑15年。属于王明道的房屋15间予以没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明道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北京市高院。北京市高院于1963年9月1日驳回王明道的上诉,维持原判。王明道先后在北京和在山西劳改煤矿荫营监狱服刑,备受磨难和摧残,前后坐牢23年之久。
1979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79)晋法刑二清自第324号裁定书,裁定王明道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一年,免予剥夺政治权利,提前释放,没收的房屋只字不提。当监狱向王明道宣布上述裁定并释放时,王明道表示坚决不出狱,务必将他的反革命问题搞清楚,不留尾巴,还其清白,辨明是非后才出监狱。可在监狱当局的诱骗下,王明道出了监狱大门,再也回不了监狱。
当年两次抓其入狱,现在王明道要求不出狱却难矣。出狱后,王明道对自己定性为反革命一直不服,拟向时任最高院院长江华致函申诉,诉其冤情,要求平反昭雪。由于其妻的劝阻,因此申诉函一直未能及时发出。由于平反未能如愿,因此,王明道的申诉函件以及遗稿,近日已由香港基道出版社汇集出版。王明道出狱后,疾笔奋书,留下不少在狱中的珍贵资料。由于患严重眼疾,最终双目失明,在其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要求对其反革命一案予以昭雪,但终未能如其所愿。1991年王明道含冤离世。次年其妻刘景文去世。双双怀着遗恨奔向天国。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件在国内外基督教界造成一定反响,那么王明道是否构成反革命罪呢?
按照当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之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有以下挑拨、煽动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一)煽动群众抵抗破坏人民政府征粮、征税、公役、兵役或其他政令实施者;(二)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间的团结者;(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
按照上述《条例》规定,王明道无反革命目的,显然不属于反革命,更谈不上情节重大者。那么我们看王明道是否具有反革命情节?有哪些行为触犯了上述《条例》?
一审判决认定王明道:“当基督教徒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后,被告王明道、刘景文极力反对并进行破坏”。
王明道究竟怎么破坏呢?判决认定两被告利用“聚会布道”和书写反动文章的手段诬蔑“三自爱国运动”,攻击和谩骂“三自爱国”的领导人。被告刘景文利用教会聚会之机,宣读王明道所写的反动文章,以鼓动教徒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破坏政府法令及政治运动。积极煽动和挑拨教徒与政府对抗”“坚持反对立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归纳起来,就是王明道本人不参加三自爱国运动,还鼓励教徒不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的领导人。这就是破坏政府法令,就是破坏政治运动,就是反革命破坏活动。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成立时名为三自革新运动,简称三自)是基督教徒发起和组织的的群众团体,其宗旨为在基督教教会内贯彻自治、自传、自养,从而摆脱外国教会的干预。该组织的宗旨本无可非议,但由于“三自”是基督徒组织的群众团体,因此作为群众团体参加与否本应属于自愿性质,没有任何法律、法令规定教会必须参加“三自”组织,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参加“三自”组织就是触犯刑律。
王明道在其主编的《灵食季刊》上阐述了自己对“三自”的看法以及对“三自”某些领导人的观点进行争辩,认为他所属的基督徒会堂完全属于“自立”的宗教团体,和任何外国教会无任何瓜葛,已经是自治、自传、自养性质。因此王明道拒绝参加“三自”组织。这本来是思想认识问题,无可非议,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怎么能说是破坏政府政策法令及政治运动呢?不参加“三自”就是破坏政府法令,就是反革命吗?这种认识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王明道1900年出生,1991年去世。王明道夫妇住在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的院子里。一进院子就是一排小房子,五六平方米的小客厅居中,客厅旁边一边是厨房和餐厅,另一边是王太太的卧室和王先生的书房兼卧室。
抗战八年,王明道和王太太一直在北京牧养教会。那时日本人为了控制教会,按照自己国内的习惯建立了基督教联合会,后来改名为基督教团,将真信的、假信的都“联合”在一起聚会。
早在二十年代,王明道就不信创世记、不信启示录、不讲救恩、只讲“道德”的现代派传入中国,对中国教会影响很大。王明道为真道竭力地争辩,与假信的人常常论争,抗日战争时期也是持守信仰,不肯加入这个日本人控制的政教合一、泥沙俱下的“基督教联合会”。日本人对此觉得如鲠在喉,非常恼怒,对王明道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但无论如何王明道都不肯参加,并且照常讲道。
终于有一天,日本人通知王明道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谈话”。那时被日本人找去“谈话”,很可能是一去不返,信教的弟兄姊妹们担心挂念。“谈话”的头一天晚上,来到王明道家为他祷告。王明道勉励坚固弟兄姊妹向神忠心,但他心情也很沉重,和大家说,“现在北京几乎所有的传道人都加入到‘基督教联合会’里面去了,进去以后就陷入到苦害当中,陷入到政教合一的日本人的统辖当中,甚至苦痛得都不能自拔,也不能够出来。我若是再参加到这个组织里去,有谁为神作见证?这次去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生性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让神的名得荣耀,大难临头的时候只有求主加添力量、保守自己了。”
王明道环顾自己的家室家人,又继续说:“我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我很难想象自己将来一去不复返的时候,他们母子俩怎么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景。但神若是许可患难来到,那就只有求主分别地保守、看顾我们了,请大家继续地为我祷告,也为我全家祷告。”
去见日本人的那天,王明道是带着衣服、洗漱用具,骑着自行车,唱着“基督精兵前进,齐向战场走”而去的。“谈话时”日本人施加压力,王明道仍坚持自守,这反而使日本人佩服他的气节,竟放王明道得胜而归。
王明道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肯走在神的旨意以外。抗战前,王明道创办了《灵食季刊》,这是一本在神的带领下所出的属灵刊物,每个季度出一期,其中文章绝大多数是王明道的讲章。这本杂志发行量相当大,南洋一带都有。
日本攻陷北京后要求所有的出版物都要刊登四条歌颂“皇军”的政治标语,王明道决不愿在属灵杂志上刊登政治标语,想干脆停刊,但又犹豫,不知道停刊是否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变相的向邪恶投降?于是他在神面前彻夜祷告,最后决定不登标语照样出刊。他是这样持守信仰的纯洁,“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教会决不能和政治连在一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上海的吴耀宗被选为基督教界的代表。
吴耀宗,广东顺德人,生于1893年,长期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曾就读于纽约协和神学院。该神学院院长柯芬博士(Dr.HenrySloane Coffin)的神学观背叛了基督教,甚至否定神的存在。该神学院是摩登派的窠臼,曾迫害宋尚节,曾把宋尚节关进疯人院。
1950年,吴耀宗等提出了一个以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影响为目的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王明道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基督教界实行三自是对的,但是我们北京基督徒会堂从成立起,从来没有拿过外国人一文钱,我们从开始就是三自的。三自我拥护,但是吴耀宗的信仰我清楚,我曾读过他在《天风周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我这里也有他的著作《光明与黑暗》一书。他不信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不信有神。我和吴耀宗先生的信仰不同,我所信的基督教和他所信的基督教不同。我不能签名,我若签名,就表示我同意了他的信仰。”
王明道在《五十年来》第四章《坚城铁柱铜墙》所揭示的,神把先知耶利米的使命托付了他,耶和华吩咐他说什么话,他都要说。尽管吴耀宗在当时是有权柄的、有地位的、有势力的,王明道仍要说话。王明道指出当年中国基督教的症结和悲剧,即一个非基督徒吴耀宗,代表了基督教,歪曲了基督教,日后甚至参与了对基督徒的迫害。
1951年1月17日,北京宽街聚会处的负责人阎迦勒突然访问了王明道。阎迦勒,内蒙古托克托人。1934年毕业于山西省基督教神道学院。曾任内蒙古萨拉齐县耶稣堂牧师;1943年阎迦勒脱离耶稣堂,创办自立教会,其间跟王明道关系密切。1945年间迦勒加入聚会处,负责北京宽街聚会处,从此和王明道不再往来。1948年5月,阎迦勒参加了倪柝声在福州鼓岭山上的第一期同工训练聚会。那次同工聚会的参加者不乏聚会处分布各地的领袖,包括陈则信、张子洁、徐仲洁、陆忠信、缪受训、陈恪三等。下图是重建的位于地安门东大街南侧的北京宽街基督教堂的照片。
阎迦勒造访王明道的原因,是看出基督徒聚会处是继基督徒会堂之后,将成为吴耀宗的第二个打击目标。
1951年3月14日,阎迦勒对王明道说,凡接受外国津贴的宗教团体,必须向政府登记;王明道答说,北京基督徒会堂从未接受过外国津贴,不能前往登记。四月五日,阎迦勒再次访问王明道,说政务院即将在北京举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问王明道参不参加。王明道说,不请我参加最好;请我参加,我也不会去。王明道反问阎迦勒,为什么你希望我参加。阎迦勒说,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大多数都是新派人物,严格地说,就是非基督徒。如果他们在会议中定了调,规定什么道理可以传,什么道理不可以传,你以后再唱反调,他们可以扣帽子,说你反政府,你就会被打成反动份子。
王明道说,人家是一百多人,操纵了会场;有些人虽然是基要派,但也不敢得罪新派。我一个人,起不了作用,影响不了大局。阎迦勒于是表示自己也不参加。
1951年4月16日,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团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由于基督徒聚会处的全国负责人倪柝声参加了会议,阎迦勒也就追随倪柝声,参加了该次会议。
结果,这次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变成一次控诉的会议。台下一片喊声:“该杀!该杀!”王明道不赞成基督徒发动控诉,认为圣经上从来没有提过控诉的事。吴耀宗等人误把圣经中的真理当作毒素;还控诉传教士毒害中国人。吴耀宗抹杀了一些历史事实,即传教士中也有清心爱主、热爱中国人的,包括戴德生(HudsonTaylor)、古约翰(JonathanGotorth)、慕拉第(LottieMoon)等。王明道不久为此写了《真理呢?毒素呢?》,来批驳吴耀宗这种不经分析、不分皂白的控诉。
吴耀宗的控诉文开头是:“我要代表全国一百万基督徒,对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作一个总的控诉。”在王明道的眼光中,吴耀宗并非一个基督徒,他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的一百万个基督徒!
1951年5月19日,王明道阅读吴耀宗所著的《黑暗与光明》一书;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记着:“吴耀宗此种无信仰的人,竟被称为教会领袖。可叹!可叹!”
此后,他下笔著述《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来反驳吴耀宗的错误论点。
王明道所反对的,是非基督徒吴耀宗,不应该代表教会;对于新中国的政权,他认为信徒应该顺服,因为地上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乎神。在《权柄在谁的手中呢?》一文中,王明道说:“我们不惧怕任何人,但我们必须顺服神。我们不应当因为怕人而服从掌权的人,我们应当因为敬畏神而服从掌权的人。”王明道在《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再度强调:“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基督徒所以要顺服人,并不是因为怕受人的惩罚,乃是因为敬畏神,因为神吩咐我们服从有权柄的人。”
从此看出,王明道的头脑清晰、冷静、明确。他把非基督徒吴耀宗和新政权一分为二,他不忘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人士。
在清教徒的历史中,约翰·诺克斯(JohnKnox)如何念念不忘他的故土苏格兰;钟马日如何为他的故土威尔斯(Wales)牵肠挂肚;照样,正如王明道告诉赵君影的,他不会离开他的本土中华大地。我生于斯,逝于斯。王明道怎么是反革命呢,怎么是为帝国主义服务呢?
接着在吴耀宗的唆使下,一个声势浩荡的控诉揭发王明道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控诉王明道的人说:“王明道的信息使人悲观厌世;王明道散布毒素,把社会说成是黑暗的,……王明道假借基督的名字,实际上散布着有害的毒素。当许多信徒为了分辨“圣经的真理”和“思想的毒素”而思想混乱的时刻,王明道挺身而出,于1954年冬天写了答辩文章《真理呢?毒素呢?》”
王明道在《真理呢?毒素呢?》一文中,揭穿了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即吴耀宗一类的不信派,所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不是别的,正是圣经中的真理,也是“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的神的言语”。末了,王明道对众圣徒说:“我们所信的,所讲的,只要确实是圣经里的言语,便是纯净的,正确的,只与我们有益,却不会有害的。我们只管信,也只管传,只管讲。任何人也干涉不了我们,任何人也禁止不了我们。我们不惜为信神的言语付任伺代价,也不惜为传神的言语作任何牺牲。“散布帝国主义思想”的罪名不但吓不倒我们,他们的这种说法适足以显露他们本身那种凶暴的豺狼的真面目,也适足以说明他们那种“用亲嘴卖人子”的丑恶行为。对这种人我们不能再加以宽容了。”
当他写《真理呢?毒素呢?》期间,他要亲自出席控诉他的集会。当会场上笼罩着一片紧张气氛时,他定睛望着天花板,闭着双唇,一言不发。赖恩融(LeslieLyall)在《风雨中的教会》(ComeWind Come Weather)猫述会场内多人扬声责骂,也有些人静坐哭泣。控诉集会没有结果,赞成要判王明道死刑或监禁的人数,还不够四分之—。
王明道知道时日不多,他将会被投入监狱,于是抓紧时间,在1955年6月9日写完了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在该文中,王明道指出,吴耀宗根本不是基督徒,因为吴耀宗毫不隐讳地说出“道成肉身、童贞女生耶稣、复活、三位一体、末日审判、耶稣再来,等等。这些都是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信仰。”王明道指出,何况吴耀宗又说“我对于这些信仰,无论怎样勉强自己,始终不能接受。”
“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是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凡是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人的嘴长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不过事实永远是事实,不但神看得清楚,属神的人也看得清楚。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
1955年4月4日及5日,一件空前的事发生,即阎迦勒亲自邀请王明道,到宽街基督徒聚会处讲道。这时候宽街和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同样面临看来自不信派吴耀宗的迫害和控诉,王明道用“我们”两个字把两处的聚会点绑起来,现在他不再分“你们”和“我们”,而是强调说,“我们最有前途”。是的,“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最有前途”。在王明道的思维里,“我们”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的基要派和福音派。
1955年,王明道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与“三自会”领袖的论争越来越激烈,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一些弟兄姊妹在自己的学校或单位都受到了不小的压力。教会内部,有人软弱放弃了信仰,还有的人为了名利已经在卖主卖友。
那时候香港的《大公报》刊出一条新闻说:帝国主义分子说王明道在北京被枪毙了,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完全是他们在造谣。而这个消息被人民日报原封不动地转载了。
1955年8月7号是礼拜天。当天深夜逮捕王明道的公安人员翻墙而过进入院内,王先生仍在书房整理自己的书籍文章。8月8号恰好是王明道夫妇的结婚纪念日,凌晨的时候,公安人员首先逮捕了王太太,继而进入王明道的书房。王明道对屋外的一切毫无察觉。当时的公安人员大喊了一声:“王明道!”他转过身来,就看见一支手枪对着他,公安人员手扳枪栓,好像马上就要射出子弹。王明道本来胆小,此时被惊吓地坐到床上。公安人员铐住明道往门口走,王明道十分气愤,就喊:“逮人了,救命啊!”
进到监狱里,和王明道同监的两个犯人殴打欺辱恐吓他,王明道又因为祷告不蒙应允而信心摇动。经过几十次的审讯,王明道被迫承认了至少十二条罪状,其中除了反对“三自会”是事实以外,其它都是谎言。王明道本来最恨说谎的罪,他认为说谎可以遮掩其它罪,给其它罪开一条通路,让人犯罪放心大胆。但在王明道蒙受重压又信心软弱之后,却为求早日释放,承认了那些他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说谎了。
1956年秋,王明道被释放。他的认罪书在关押期间已经写好,有关人员已经修改确定,王明道一出来就被要求去三自会当众作检查。政府很了解王太太和王先生之间的感情,也知道王太太决不会赞同他去检查认罪,所以在王明道去三自会检讨完之后,才把王太太放出来。王明道胆小软弱写了悔过书,但是王太太很刚强。那时宗教局的人很希望王明道出来领导三自会,现身说法,几乎天天邀请王明道去三自讲道,王明道虽然也曾答应出监后要去三自会,但始终迈不出这一步。出监后他的精神状况很差,懊悔得几乎要死,所有的事窝在心里,不能和人讲,真是极其难过。
王明道王太太借着病重,一直拖着不去三自会,甚至后来到政府部门声明他的悔过书都是谎言,请求退回那份悔过书。所以1958年四月,王明道夫妇被第二次逮捕了。
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上诉也被驳回,但此时他的生命却经历了一个极大的复兴。王明道那时的心境是:“既愤且愧,置身无地,悲观失望,坐以待毙。”他极其痛苦,只有祷告神说:“神啊,你怎么这么残忍,叫我遭遇这样的打击,被判无期徒刑?”这时,他忽然想起二十一岁背熟的一段经文:“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愤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到他为我辨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王明道从此重新站立起来,虽然为此他丧失了一切出狱的可能,吃了不少苦,但神也使他因此逃过了文革,奇妙的用监狱保守了他的生命。
王明道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后,终于被释放了,住到上海他儿子家中。那时候王明道王太太两人双目都失明了。国内国外去看王明道王太太的人很多,几乎天天都有人去。好多信徒从河南、安徽、浙江、北京、香港、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地到上海去看望他们。正如饶孝辑牧师所说:“他们两位坐在那里不说话就是见证。”
王明道多年深陷牢狱,毫无权势、地位、钱财,晚年却有这么多人去看望他,这让兄弟姐们信徒们清楚了一个道理:人原来不在于权势钱财地位,而在乎在神面前的心志──这是王明道先生在监狱里前后23年,为神所作的见证
晚年时的王明道仍是那样刚正不阿、是非分明、直言不讳。
王明道去世那一天正是礼拜日早晨,弟兄姐妹们正聚集在王明道的小客厅里敬拜神,大家按着次序每人一节地读圣经,当读到列王纪下第四章第八节:“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门前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这时王明道突然呼吸急促起来,大家就停止读经而共同祷告,王明道就是在大家的祷告中离开了世界,回到了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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